天人地造百泉地灵人杰——百泉文化内涵

百泉从商代到今天，历经三千多年的风风雨雨，使她在美丽的自然景观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一个集文物、古迹、名人名胜、自然风景于一身的古典园林，从而显示出多方面的美和不同的价值。总而括之，体现在五个方面：（一）自然山水的动静美；（二）别具特色的园林建筑布局；（三）独特风格的建筑艺术；（四）志士仁人的壮美情结；（五）灿烂辉煌的碑碣石刻。

 

百泉的美，首先表现在自然山水的动静之美上。

明代著名文人王世贞说：“凡山居者，恒恨无水；水居者，恒恨无山。”（《安氏西林记》）又说：“山以水袭大奇也；水得山，复大奇。”（《弇山园记》）他的同代人邹迪光也感慨地说：“园林之胜，惟是山与水二物。无论二者俱无，与有山无水、有水无山，不足称胜。即山旷率而不能收水之情，水径直而不能受山之趣。”就是说，园林称胜，须得有山有水。然而得山易，得水则难。难就难在得水往往要靠大自然的恩赐，而不似建筑假山那样可以人力而得。在造园活动中，人们虽然可以对水进行艺术加工和整理，但是很难造出滔滔不绝的活水。因此，丰沛的水源和足够的活水是园林的生命线。而百泉恰恰在这一点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孔子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仁者静，智者动。百泉山水，天造地设。山主静，水主动。这一动一静，形成了百泉的无限妩媚。这妩媚，贵在真山真水。而山水之中，尤其贵在水美。水美的突出表现是一个“活”字。泉流百道的汩汩山泉汇聚成碧波荡漾的百泉湖，“涌金泉”“喷玉泉”、“珍珠泉”、“灵源”、“甘泉”等泉水自湖底石窦中仰天喷出，累累然不绝如贯珠。串串水珠，如同海花玉树，一经阳光照射，颗颗金光闪耀，煞是好看。水底荇藻参差，簇簇拥拥，形如冬青树，绿莹莹鲜嫩可爱。风平浪静之时，湖水清平如镜，毛发可鉴。蓝天的倒影把它染得绿中透蓝；微风吹动，波光粼粼，折射出万道金光，将大自然装点得如诗如画。随着四季变幻，景色各有所异。入夏，泉水潺潺，鸟叫蝉鸣；荇藻花开，五彩缤纷；湖边林荫环绕，凉爽宜人。进冬，湖面上水汽蒸腾，缭绕湖中。又如轻雾薄纱，徐徐上升。如驾一小舟，荡游湖中，可见亭榭楼阁，时隐时现，烟雾茫茫，如入仙境。

苏门山上，树木葱茏，浓荫之中掩映着亭楼点点，像朵朵盛开的娇艳鲜花。一年四季，山间人群如流，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曲折蜿蜒小道，幽幽不尽，神秘莫测，诱发出游人的无限情趣。

苏门山的“静”，百泉水的“动”，两者的完美结合使得山水气势不凡。苏门山有威严肃穆之气势，百泉水有漫延流动之神态。水之轻虚，衬托出山的坚实凝重。水之动更见山之静，动与静的对比，显示出了气韵生动的景观效果。

百泉山水的动静美，早在3000多年前，就引起了商代先民的无限喜爱。他们由衷地唱道：“清清百泉水泛着绿波，滚滚滔滔地流入淇河。”（《诗经·邶风·泉水》诗句译文）“百泉水涓涓左边流，淇水河清清右边涌。”（《诗经·卫风·竹竿》诗句译文）“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赞百泉曰：“林木纷交错，元池戏鲂鲤。”（《酒会诗》）金代诗人“……涌金亭下百泉水，海眼万古留山阿……水妃簸弄明月玑，地藏发泄天不诃；平湖油油碧于酒，云锦十里翻风荷。”清雍正皇帝称百泉水是“灵源昭瑞”，乾隆皇帝作诗赞曰：“清跸来游卫水源，小加构筑俨林园；洛中名胜山川秀，秋杪风光松菊存……半顷明湖绿竹围，卫诗风景尚依依。大珠小珠玉盘落，知乐仁乐逸兴飞”。

 

百泉的又一美，是别具特色的园林建筑布局。

百泉是一个巨大的园林建筑群，在布局上别具特色主要特点是：1、依山傍势，各随地势以构筑；2、划分景区，因区设点，依点之特点、地形、地貌条件来布局。

1、依山傍势，各随地势以构筑。突出表现在宗教建筑方面。宗教建筑以“地偏为胜”。如天爷王母庙（即无梁殿），属道教建筑群。它的建筑位置选择在苏门山与凤凰山之间的山坳之中，地处清幽，最能体现出道家所追求的“清静无欲，修养内丹”的境界。又比如孔庙，建在苏门山腰，位置适中，视野开阔。庙前建有石牌坊，坊上横额书“子在川上”四字。站在牌坊处远望卫水之源，幽幽流去，不分昼夜。孔子站河边喟叹之情景，顿浮眼前。深而思之，又使人感叹孔子思想之博大精深。而这全是庙址选择地势的适中带来的效果。再比如卫源庙，坐北朝南，背阴面阳；山峰在后，水源在前；山深林静，藏而不露。庙前地势起伏较小，游人香客来去方便，显示出“非此不佳”的效果来。

2、划分景区，因区设点，依点之特点、地形、地貌条件来布局。

百泉园林，环境范围较大，风光特色迥异。因此在建筑布局上，划分为不同特色的景区。如苏门山景区、百泉湖景区、湖内的清晖阁景区和白露园景区等等。在这些景区最能形成“景”的地方，来布局成以建筑为重点与中心的小园林和独立的点景建筑物，同时把观景作用一并考虑进去。如苏门山景区内的卫源庙、孔庙、啸台、龙亭、碑廊等小型建筑群，都控制着一个明显景观特色的自然环境范围，然后用游览路线将这若干个景点联系在一起，形成点、线、面相结合，从而进行动态的观赏以达到总体印象，表现出景区的特色。又如百泉湖景区，这是百泉的中心景区，湖面上置以曲折小桥，桥身微贴水面，人行其上，会产生“人在桥上走，如同水中行”的诗情画意。特别是湖心亭的建造，不仅起到了点景作用，而且给游客观景、驻足休息提供了方便，显示出了建造者的独具匠心。再如清晖阁景区，原是一花园，园中有亭，亭前有池，池中植以莲花，翠色上浮，诱人极欲双手捧起，煞是令人心醉。后来易亭以阁，阁周又有数百年的参天古柏，使得该园既朦胧又神秘，既庄严又肃穆。凸现其园中之园的特色。清晖阁东南之白露园，地处幽胜，四面为水，中为小洲，洲上筼筜深密，不见日色；桂花盛开时，香飘数里。茂竹花卉之间，隐隐透出“啸竹庐”三间，极其令人神往。尤其是到白露时节，地上一片清翠，地面漫铺肃白，两相对照，别具一格。与其它景区相比，景色格格有异：冠以“白露园”之名，再为恰当不过。

除此之外，这几个景区的建筑小空间与整个百泉景区的大空间还起到了互相对比之功能，局部的空间衬托了整个园林的主要空间，使整个空间更显其大。这大空间的形成，恰是由这些不同景区的建筑布局来实现和完成的。

 

独特风格的建筑艺术，是百泉魅力的又一体现。

伴随着古老的中华文明，历代人民陆续对百泉进行艺术再创造，使百泉的整体艺术显现出不同时代风格；“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的南北情貌不同，使中国南北方之艺术也表现出不同的地域风格。百泉的园林建筑，在建筑体系上保持了中国古代建筑一脉相承的传统风格。而难能可贵的是，在北方建筑雄伟高大、粗朴浑厚、富丽堂之风格的基础上，又吸取了南方建筑小巧玲珑、清新秀丽、丹楹刻桷的特色，集南、北方建筑艺术于一身，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独特风格，显示出一种诱人的神韵之美。

整体方面，百泉的古代建筑群，最为引人注目。百泉湖畔，苏门山上，或亭阁楼台，或祠庙道观，或水榭桥梁，造型不同，风格迥异；依山就势按景而设；绵延不尽，井然有序。参差错落之中透出协调统一，千姿百态之内显示出整体之美。如卫源庙，从灵源亭、山门、拜亭陪殿、清辉殿到水晶宫，前后左右，有主有宾合乎规律地排列着；位于中心位置的清辉殿，歇山重檐、九脊十六兽，雄伟高大，富丽堂皇，显示出它的尊贵地位。孔庙的大成殿，整座梁架全为石砌而成，显得坚实而粗犷；东西两庑、戟门、石牌坊，位于密林之中，气氛庄严肃穆。高大的龙亭，挺拔的啸台，雄伟而浑厚，透出典型的北方风格；而湖中的清晖阁、涌金、灵源、喷玉、湖心、放鱼诸亭，又透出一种清新秀丽、小巧玲珑的南方特色。翠华行宫内，连串的院落，虚实相济，建筑空间，变幻无尽，“庭院深深深几许”，其群体艺术魅力更显浓厚。这各处的建筑群，各自都发出自身的魅力，又融汇成不凡的气势磅礴的气魄。

单体建筑，类型丰富多彩。最为多见的是亭子，其形式或攒尖，或卷棚，或单檐歇山。屋顶檐角，或轻微翘起，平缓持重；或兜转耸起，形如半月，轻巧飘酒。或伫立在山岗之上，或飘浮在泉湖之畔。玲珑剔透，轻盈多姿。与山水树木相结合，点缀着风景，构成一幅幅生动的画面。湖北岸三亭，俯临水面，翼角反翘，形如三只彩风，展翅欲飞。卫源庙内的清辉殿，室内净空高度达12.4米，为人高度的7倍，显示出它的高大雄伟。重檐歇山式的殿顶，加上大面积的琉璃瓦以及脊上的龙凤图案和水兽，使得在整个造型上更显其殿顶的重要性。上层檐下的五踩重昂异型斗拱，瓜棱形栌斗，造型尺度纤细小巧，和早期硕大雄壮的斗拱相比，装饰性更为突出。殿内结构为五架梁，减柱造，柱升起，明袱，画栋雕梁，令人眼花缭乱。殿外身的装修和色彩更是绚丽多姿，“正搭科交纹”格扇门窗，檐下彩绘与红墙绿瓦，格调统一，轮廓优美。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其色彩极为鲜亮明烈。

单体建筑风格更为独特的，要数王母庙的无梁殿（又称玉皇殿）了。这是一个纯石材结构的建筑群，每座殿宇都是纯石结构，不用一木。如三官殿，九脊大屋顶，建筑构件全用石头雕成，仿木结构建筑形式。殿的平面近方形，殿的顶部是石雕的瓦垄，四壁仅用七块石板砌成，立于一个方形的石台上。三清殿是这个建筑群的主体建筑，砌筑方式极为巧妙。四隅砌成石头柱，然后以拱脚为起点，向上砌出四个弧形券，使每个拱脚都成为弧券的相交点，再在弧券相交的空间叠砌三层石条，使券顶成为平面，然后再用长方形石板砌成六角形，向上逐层交错递收，计七层，到顶聚成长方形藻井，藻井中浮雕六瓣花朵。整个建筑结构严谨，浑为一体。中国著名建筑专家祁英涛先生看过无梁殿后，感慨地说：“中原地区无梁殿规模最大的是望京楼（在卫辉市），但比较配套，内涵丰富保存完整的，乃百泉玉皇殿也！”

 

志士仁人的壮美情结，使百泉在自然美的山水之间又浸润着一种可歌可泣的人文精神。

优美的百泉风光，吸引了历代的志士仁人前来百泉游览、隐居和讲学。他们无论是在太平盛世的歌舞升平中还是在国无宁日的黑暗阴霾下，都能以社会群体利益为重，在追求国家的最大利益中去实现自我，超越自我，完善人格，从而获得永生的自律精神，孕育成最可贵的爱国情结。又在“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思想支配下，坚志苦学，课徒传道，以毕生精力贡献于国家和人民，呈现出中国人的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优秀传统。孙登、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许衡、姚枢、窦默、赵复、王磐、白栋、王恽、孙奇逢、彭了凡等便是其中最为动人的几个。

孙登，字公和，三国时魏国共城人。他极有才华，本想为国尽力，但他那个时代自曹丕之后政治越来越坏，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社会越来越黑暗。面对这种状况，孙登悲愤交集，誓不从政，来到苏门山，隐居在土窟之中，啸傲于密林之间。一方面以消极避世的方式表示不满与反抗，另一方面借此保全自身，以俟时报国。遗憾的是，孙登没有等到机会来的那一天，便郁郁乎离世而去。虽然他采取的方式是消极的，但从他身上却反映出一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可贵精神。

邵雍，共城人，北宋著名易学家、理学家。他夏住长生洞，冬住安乐窝，刻苦学习，日夜钻研，“冬不炉，夏不扇，日不再食，夜不就席枕者数年”（见《古共邵氏宗谱》），攻叩易学、理学大门，最终成为一代学者。先后写出了《皇极经世》、《渔樵问对》、《击壤集》等著作。并讲学于太极书院，和周敦颐、程颢、程颐等人在此传道解惑，使太极书院名震中原，成为中原地区理学研究之核心。直至明清时期仍居重要地位。邵雍的刻苦治学精神和对易、理学作出的贡献，在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周敦颐，道州（今湖南道县）营道人，世称濂溪先生。他与邵雍交往甚密，经常在一起切磋交谈。他提出的一系列哲学范畴如太极、理、气、性、命等，均成为宋明理学共同探讨的基本范畴。他在中国儒学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他对儒学发展的贡献，在于他继承唐代李翱等人的思想：从佛、道二教中汲取了许多儒学所缺少的东西，从而构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他提出了宋明理学的主要概念范畴，后来的理学家所做的工作，只是在充实这个体系，使之更加严密，更加完备。因此，他和邵雍一样，共同成为理学的开山人物。

程颢，世称明道先生；程颐，世称伊川先生。二程祖居中山，后由开封徙至洛阳，同受业于周敦颐。常游苏门，和邵雍有一定的学术交往，并讲学于太极书院。程颢曾任太子中允，可直接向皇帝进谏，弹劾不法官吏。程颐则大部分时间从业于学术，传说辉县市西部的程村，即其讲学之处。二程的主要贡献在学术上，他们观点相近，后人将其言论集为《二程全书》。他们的哲学思想后经朱熹的继承发展，而后成为“程朱理学”，并跃升为明、清以来统治思想界数百年的正统哲学。而这是和百泉有着一定的联系的。

许衡，怀庆河内（今沁阳市）人，生于金朝末年。时值兵荒马乱，曾避居于鲁之徂徕山（今山东泰安县东南）始谈王弼所注《周易》。蒙古灭金后河南稍定，他便到魏地收徒讲学。29岁应试中选占籍为儒。后来许衡在苏门结识了姚枢，得道于程朱著作，潜心研读。并以苏门为家，与姚枢、窦默等讲习经史。公元1254年，忽必烈网罗经士以治理国家，许衡被任命为京兆提学、中书省议事、集贤殿大学士兼国子祭酒等职。元、清两朝曾将其抬高为“朱子正统”的“大儒”和“圣人”。

姚枢，直隶柳城（今辽宁朝阳县）人，元代翰林学士承旨。中年时期因恶与贪官同流合污，毅然弃官，携家眷从直隶柳城迁居辉州云门（今河南辉县北云门），读书道。自资刊印《论语》、《孟子》等书，惠及四方初学。后来和国子祭酒许衡、赵复、窦默等名儒共同讲学于太极书院，以至独成体系。姚枢78岁而卒，葬于百泉东南侧。元至大三年（1310），追赠嘉猷程世旧学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鲁国公。

与姚枢同时期聚于百泉的学人还有窦默、赵复、王磐、白栋、王恽等。窦默，直隶肥乡（今河北肥乡）人。自幼读书有志，与姚枢、许衡讲学于苏门，后同为翰林侍读学士，累官昭文馆大学士等。赵复，德安（今湖北安陆）人。元军下德安，屠城，赵复欲投水一死，为姚枢救免，多方相劝，从北来苏门，布道于太极书院，时称江汉先生。王磐，直隶永年（今河北永年）人。常在苏门讲学，弟子受业者甚众。元世祖聘为翰林直学士，改山东宣抚司，入为太常少卿，仕至学士承旨。白栋，山西太原人。先受业于许衡，后随许衡出山，从教于太原。后任国史院编修从仕郎、陕西汉中前提刑按察使司事等职。后葬于辉之苏门。王恽，汲（今河南卫辉市）人。从王磐学习于苏门。中统年间出仕，官至通汉大夫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同修国史等。

明末清初的孙奇逢，直隶容城（今属河北）人。自幼由家学陶冶成长。后因朝政昏乱，恩师左光斗被害，于是愤然南迁，举家来到共城，躬耕于夏峰村，讲学于百泉书院。一心授徒，传道解惑，整整25年。一生中十一次征召不仕，人称“征君”。92岁而终。他不仅是明末清初中国三大儒之一，而且还培养了许多人才。后人称他“守正恶邪，见义勇为，不慕荣利，课徒传道”。

彭了凡，河北蠡县人。明末清兵入关后，他对明朝灭亡异族入侵深感痛苦，愤然离家南迁，四处倡导反清复明。但未成功。于是下决心宁死也不食清朝粮，坐于苏门山孙登啸台旁活活饿死。孙奇逢悲其壮志，称他为“饿夫”。冯玉祥感其精神，亲笔书写“民族精神”四字，刻巨石立于他的墓前，以示赞颂。

上下数千年，百泉历史上的志士仁人的高贵品德、忧患意识、民族气节以及刻苦治学的精神，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一种民族情感和向心力、凝聚力，成为中华民族的“国魂”。中华民族数千年团结一体，不管其间政局怎样分裂，最终都借助于这种品德和精神重新归入大一统的安定结局。由此可见，在百泉活动的历代仁人志士，他们的活动足迹，思想品德，治学精神和不凡气节，实在是一种爱国主义、自强奋发的壮美情结。

 

灿烂辉煌的碑碣石刻，使百泉充满了浓郁的历史文化氛围。

百泉山水名扬天下，使得历代名人学士摩肩接踵，前来观光游览。苏门山上，百泉湖畔，到处印满了他们的足迹。面对迷人的青山碧波，他们触景生情，或挥笔作画，或吟文赋诗，或刻碑题铭。截至今日，共存历代碑刻三百五十多通。有造像碑、画像碑、诗词文章碑、书法小品碑、墓志铭等类别。其艺术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如北魏造像碑，通体为一块巨石雕刻而成，雕刻技法采用减地线刻与平直刀法，刻工甚精。唐代造像碑从人物造型上表现出与北魏时期完全不同的风格。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所绘的孔子画像，表现出一代名儒的生动形象。宋代著名画家崔白所绘的布袋僧真仪像，寥寥几根线条便表现出布袋和尚那种清静无为的神态。著名文学家、书法家苏轼看后极为赞赏，曾在画上题字称颂。苏轼书写的“苏门山涌金亭”六字，潇酒秀丽。金代诗人元好问的《涌金亭示同游诸君碑》，高度赞扬了百泉的美，其书法价值也相当高。汉钟离像、吕洞宾像、关帝诗竹、郑板桥的《雨竹图》等画碑，构图巧妙，雕刻细腻，使人百看不厌。元代书法家赵子昂的《盘谷序碑》、岳飞的《四屏碑》、明代魏允贞的《苏门碑》和乾隆皇帝的御碑，都有着极高的书法价值：除此之外，还有明代书法家叶秉敬的大草碑，字体奔放纵横连绵，气势磅礴。黄辉的行书碑，书法较楷书略有放纵，甚精。袁宏道的诗碑耐人寻味，颇有名气。特别是元代的吴澄，明代的唐寅、张璁（cōng）、文彭、文嘉、金声，清代的笪重光、陈元龙、张英、缪（miào）彤、顾蔼吉等12位名人的书法小品碑，刻制成扇面形，书体各有千秋，百花齐放。

保存在卫源庙里的汉代石刻辟邪，高0.8米，长1.2米。四肢和头部虽略显残缺，但其体态形神兼备，作疾走飞驰状，怒目圆睁，昂首张口，前胸隆起，下腹疾收，束腰弓起，两肩有翼，后边短尾盘蜷于臀部。造型古朴粗犷，旷达浑厚，形象生动。五代时期的枕兽，为雌雄各一。两兽均为侧身伏卧状，雄兽前足抓地，后腿卷，尾巴较长，翘首发怒；雌兽身软体倦，昏沉似睡，尾巴较短。艺术价值甚高。元代石权，为象征性衡器，有大小两个。大的重 283公斤，小的重233公斤。均呈圆柱形，上细下粗，平底，方形纽。做工甚精。

百泉碑廊门外的《玉虚观碑》，为赵子昂所书，字体笔势，柔中寓刚，圆润俊逸，虽近楷书而无板滞之感，具有清瘦体润的独特风格。《乾坤正气》碑，为明代郡人张淮立并书。每字大约方广二尺。奔放之中略有收敛之态：稳重之间呈现豪迈之气。观之使人顿觉精神一振，豪爽之气欲从胸臆而出。足见其气势之非凡！

保存在邵夫子祠内的《寿》字碑，其书体更为妙不可言。该碑长1.40米，宽0.67米。上刻一巨大“寿”字草书。实为“寿”、“富”、“佛”“林”四字之组合，为中国罕见奇字之一。寿字下有题记一处：“寿字体格最多，惟宋时陈希夷先生此字结体更妙，余爱其字势矫健离奇，字义又嘉祥可喜。竭力临摹，久之，颇得形似。爰（yuán）泐（lè）石以公同好云。咸丰甲寅（1845）春日，周颉（jié）臣氏识于共城署中之嘉荫轩。”（周颉，字献臣。江西彭泽县人。成丰初年任辉县县令。）

百泉现存碑刻数目之众多，时代之悠久，内容之丰富，种类之齐全，都能使人为之叫绝。它实际上已成为记载百泉历史的一部百科全书，为今人了解百泉的过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并成为今日旅游事业当中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

百泉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百泉的未来，将会比今天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