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国史琉璃阁遗址领风骚（琉璃阁遗址）（五）

考古发掘团是于1950年10月2日离京南下的。10月3日到达新乡，办理各级政府接洽手续以及工作地的筹备布置。10月12日，琉璃阁发掘正式开工。到1951年1月23日收工，总计114天。这是第一次发掘；第二次发掘是1951年10月4日至12月4日，总计54天。随后：工作中心转入褚丘、赵固、百泉、固圉村等地。

琉璃阁发掘的主要收获是殷商文化。共计清理灰坑4个，商墓53座。53座墓葬当中，有1座带墓道，其余为长方形土坑竖穴。一半墓地有腰坑。椁室多用方木垒成，最大的长4.56米，宽 3.22 米，高1米。葬式为仰身直肢葬者32座，俯身葬者 18座，余者不明。3座墓中发现有殉葬人，最多的殉10人。22座墓中有殉犬，最多的3只。

随葬品有陶、铜、玉石、骨角、蚌器及海贝、金叶等。陶器数量较多，器类有鼎、鬲、簋、豆、罍、罐、尊、斝（jiǎ）、觚、爵、钵 等。铜器有鼎、鬲、斝、觚、爵、刀、戈、钺、镞等。玉石器有石斧、石戈、石钺、玉鱼、玉璜、玉鸟等。出土的鸭形小铜器，造形别致，纹饰精细、极少见。从墓圹规模、葬具、殉人和随葬品等方面考察，这些墓的主人在社会地位上有明显的等级区别。

发掘结束后，经考古专家和学术界认定，琉璃阁遗址的发掘具有非凡的意义。首先发现了“琉璃阁南区墓葬相当于安阳的小屯期”（见《辉县发掘报告》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第一号，科学出版社，1956年），这就是说，琉璃阁南区墓葬成为安阳殷墟之外发现的第一个晚商墓地。从此开始，晚商文化开始了由点到面的突破。而“在全国各地广泛发现商代遗迹，是从辉县琉璃阁遗址的发掘开始的。”（王仲殊，1990年11月26日在纪念辉县发掘四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其次，琉璃阁北、中区墓葬“是继安阳殷墟之后在中原地区最早发掘的一群商代墓葬，为研究盘庚迁殷前的商文化面貌提供了资料”。（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北、中区墓葬中出土的鬲、斝、爵、觚等铜器，其造型和纹饰已明显与商代晚期器物有所不同，它已和“后来郑州发现的殷商早期和中期文化相类似”（见《辉县发掘报告》）。郑州商代遗址是1955年开始发掘的，据碳一14测定，它的年代上限约相当于公元前1620年，而安阳殷墟晚期文化上限是公元前1373年。因此“琉璃阁北、中区墓葬的发掘解决了商代前期文化发现问题。它和郑州商代遗址是一样的东西，但琉璃阁发现早。琉璃阁遗址的时代是早商遗址，早于安阳殷墟小屯遗址。这个问题的解决把中国的历史（信史）提前了二三百年，可见它的地位之高。”（邹衡，1988年5月考古学术报告会）

比早商遗址更为重要的是，在琉璃阁遗址内发现了先商文化遗存。“早商”和“先商”概念不同，时代也不同，“早商”是指商朝早期，是商朝建立以后的时期；“先商”是指商朝建立以前的商族部落时期，即夏朝时期。但不能叫做夏文化，只能叫做“先商文化”，因为夏商并存，商族还没有建国，只是夏朝时就有商文化了。虽然如此，但研究先商文化，已和夏文化有了并存关系。北大邹衡教授在对太行山东麓的一种考古学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后，认为“辉县琉璃阁遗址H1包含物丰富，是先商文化辉卫型的典型代表……它的发现是夏文化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口。（见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试论夏文化》文物出版社，1980年）

综上所述，琉璃阁遗址的的发掘在中国考古学术史上具有非凡价值和意义，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轰动是必然的。它创出了新中国考古学界的几个之最：它是新中国建国后也是考古研究所组建后的第一次大规模综合性考古发掘；第一次发现了安阳殷墟之外的晚商墓地；第一次发现了早于安阳殷墟的商代文化遗存；第一次编写了新中国第一号田野考古报告集；培养了新中国第一批考古学家和考古工作作风；是新中国考古力量的展示；是新中国考古学家成长的摇篮；在新中国考古学术史上具有开创意义；是新中国考古学新的起点和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从五十年代发现至今，它已在中国历史的追本溯源阵地上独领风骚数十年！不久的将来，它又将在夏文化的研究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