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寺山门外东侧山坡下有一块宋代碑刻，全名为《白茅寺五百罗汉碑》。碑文详细叙述了“五百罗汉”名称由来及白云寺内塑造五百罗汉像的经过。碑的价值，无论从史料价值来讲，还是从艺术价值来讲，都十分珍贵。是辉县现存为数不多的宋代碑刻之一，为研究宋代佛教流传情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千百年来为广大人民所珍惜。
什么是“五百罗汉”？“罗汉”，又是什么意思呢？
罗汉，是“阿罗汉”的简称。要弄清阿罗汉的来历还得从佛教历史上去找答案。在佛教历史上，佛教的发展先后经历了4个阶段：公元前6世纪中叶至前4世纪中叶，是释迦牟尼创教及其弟子传承其教说的时期，为“原始佛教”阶段；从公元前4世纪中叶至1世纪，佛教内部由于对教义和戒律产生认识分歧，分裂成许多教团，后称为十八部或二十部，为“部派佛教”阶段；一世纪左右到7世纪，为“大乘佛教”阶段，同时将以前的“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称为“小乘佛教”；7世纪以后，大乘一部分派别同婆罗门教混合形成“密教”。到13世纪初，佛教在印度本土趋于消失。阿罗汉，是指大乘佛教以前的小乘佛教修行时所达到的最高成就。据说，一位佛教徒修行，可能达到高低不同的四种成就。每一种成就叫做一个“果位”，很有点类似于现代的学位。这四种果位是：
初果：叫做“预流果”。获得了初果，在轮回转生时就不会堕入“恶趣”，即不会变成畜生、恶鬼等；
二果：叫做“一来果”。得到此果，轮回转生时就只转生一次；
三果：叫做“不还果”。得到此果，就不会再回到“欲界”转生，而能超升天界；
四果：即“阿罗汉果”。受了此果，则是万事俱备东风也不欠了。该做的做了，该办的办了。所谓的“一切烦恼之贼”已被杀尽，又应受到天人的供养，即“应供”而且永远进入涅槃，永远不会再投胎转世而遭受“生死轮回”之苦。得此果位的人，就成为阿罗汉，简称“罗汉”。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罗汉果位呢？据说古印度次大陆的弥兰王曾经专门问过那位在佛经中著名的那先比丘（比丘：指男僧）：“是不是在家的居士（即居住在家修道的人）也有可能成为罗汉？”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但却告诉他一个条件：即居士成为阿罗汉的那一天，如果不当天出家，就会有死去的危险。因此，得到阿罗汉果位的全是和尚。
那么，“四大罗汉”、“十六罗汉”、“十八罗汉”和“五百罗汉”又是怎么讲呢？
如前所说，求取罗汉果位很像现在的攻读学位。按照小乘教的说法，得到了罗汉果位，只是自身求得了解脱，得到了最终归宿——涅槃（指幻想的超脱生死的境界），颇有点为学位而学位的味道。说穿了，修罗汉果的人不过都是一些“自了汉”，即自己顾住自己就算了。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如果全都这样，那么由谁去传扬佛法呢？因此，按照实际需要就出现了大乘佛教。大乘佛教以自身解脱为小，众生解脱为大，主张一切有情成“佛”，以佛法成就众生。即宣传大慈大悲、普渡众生，把成佛渡世、建立佛国净土作为最高目标。因此，需要提倡做那种不涅槃的罗汉，留在世上，传扬佛法。这是取得罗汉果位的人的未曾预期的任务，需要释尊（即释迦牟尼）在取得罗汉果位的人中去挑选人选。选谁好呢？据《弥勒下生经》和《舍利佛问经》记载“佛去世时，指派了‘大迦叶比丘’、‘君屠钵叹比丘’、'宾头卢比丘’、'罗云比丘’四位比丘住世不涅槃，流通我法”。这四位比丘，都是释尊的亲传嫡系，罗云比丘还是释尊的亲生儿子。他们都是“声闻”，就是亲自听到过佛的言教声音从而觉悟得果位者。从佛教流传的情况看，跟从释迦牟尼修行而得到罗汉果位的人虽多，但看来均已涅槃，因为现实当中他们是无影无踪的；而有名有姓的，也就是最早住世不涅槃的，就只剩下这四大比丘——四大声闻——四大罗汉了。这便是“四大罗汉”的来历。
释尊留下四大罗汉住世传扬佛法，大概是按照东南西北各占一方考虑的。人少而事多，他们的任务非常繁重，慢慢地就吃不消了，需要增加人员才行。于是，有的佛经中就按平方来计算，四四一十六，增加为十六人了。这就是“十六罗汉”的来历。
十六罗汉的名号，唐朝以前，未见佛译经中有载。唐朝时，玄奘大师所译《大阿罗汉难提密多罗所说法住记》（简称《法住记》），其中有十六罗汉的名号，这是我国现存汉译佛经中有关十六罗汉的最早记载。“难提密多罗”意译为“庆友”。据说他是佛灭后八百年时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的名僧。他在涅槃时，将十六罗汉的名号和住址告诉了大众。
关于十六罗汉的形象，原先本无定型。但中国在唐代时，佛和菩萨的形象已基本定型，并且逐渐类型化。他们的衣饰很特殊，与平常的世俗人等区别很大，但与一般和尚没有多大的区别，穿汉化了的僧衣。由于他们的生平资料不多，因此给艺术家提供了驰骋想象的极大创作余地，使他们可以在现实的老幼胖瘦、高矮俊丑等大量活生生的和尚基础上发挥想象，创造出生动的多种罗汉形象来。
宋元以后，对罗汉的崇奉，又从十六罗汉，慢慢演变到十八罗汉。这增加的两名，有多种说法：一是把《法住记》的作者庆友和翻译者玄奘法师列入十八之数；一种是加上庆友和宾头卢，但宾头卢实为十六罗汉中第一罗汉“宾度罗跋罗惰”的重现，因此也有人反对此说。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应当是《弥勒下生经》中所说的“四大声闻”中的两个，即“大迦叶”和“君屠钵叹”。总之，众说纷纭，各自有理。
据《十诵律》卷四记载，释迦牟尼降生时，便有五百个弟子跟随他听法传道。这五百个弟子，便称为“五百罗汉”。另有一种说法，认为是佛灭度以后（即佛死亡以后），有五百比丘第一次举行集会（称结集），编佛教经典，称做“五百罗汉”。
中国在唐代就创作了五百罗汉形象。据《五代名画补遗》载，唐代著名雕塑家杨惠之在河南府广爱寺塑了五百罗汉。这是我国现知最早的五百罗汉像。五代时期，五百罗汉开始兴盛，吴越王钱氏造五百铜罗汉于天台山；道潜禅师在净慈寺创建五百罗汉堂。北宋时期，五百罗汉的信仰更盛，各地寺院多建五百罗汉堂。五百罗汉原本没有名号，只知道是以大迦叶和阿难为首，至于其他的，就不知道了。而中国流传的五百罗汉却都有名号，这是宋人附会而加，在佛经中是找不到的。
五百罗汉塑像众多，不是一般的佛殿就能容纳的，因此大多另辟罗汉堂以处之。而要立一个这样的罗汉堂，用工甚为巨大，所以，能够带罗汉堂的寺院多为大寺名刹。白云寺的五百罗汉堂，即兴起于北宋时期。据《五百罗汉碑》记载：有一位住持僧人“彻上人”（“彻”，是其名。“上人”，一般指持戒严格，精于义学之僧。即所谓“内有智德，外有胜行，在人之上，名上人。”），“幼，则聚沙；长，唯事佛。匪驰心于荣利，固秉节于冰霜”。是说他从小就仰慕佛道，长大以后仍一心从事佛教的修行：于荣利面前不动心，固持操守。他认为“大教不可以无主，为得人然后兴。爰（yuán）有山立？”意思是佛教不可以无主，即不可以没有颂扬佛法的地方。然而要颂扬佛法，只有先有人，然后才能振兴佛事。但何处有适宜的大山做为立寺弘佛的地方呢？于是，他便到处游寻，于五代后周“显德四载，因届此山，选胜寻幽，获古寺之基址，解囊挂锡，罢此日之游踪，遂兴当山曾经停废之寺。”五代后周显德四年（957），高僧彻到达此山，在此山上选择胜地，寻找幽雅之处。后来找见了白茅寺的旧址，便解下行装，住进寺内，结束了这一天的游踪，于是便考虑兴复白茅寺的事情。白云寺于唐代创建后，曾一度颓败毁坏，不见了昔日的兴寺盛貌，此山亦黯然失色。幸亏遇上了这位“彻上人”，白云寺始得复兴。若不然，白云寺的历史就难得重现辉煌了。
如何行动呢？“僧徒偕诣阙廷，乞赐名额。至显德五祀，敕下令，依原额仍旧住持。于是，佛日再丽于中天，奈苑重铺于金地，囗囗不劝而化，郢匠不召以四臻。年未期而月殿凌空，岁将稔而云堂矗汉。”大概当时的白云寺虽然颓毁，但仍住有不少僧人，才使得“彻上人”能和众僧徒共同商议兴复白云寺的方案。人多主意广，僧徒们认为应该先上奏朝廷，请求皇上批准。（名正言才能顺嘛！于是便上书一封。）到了显德五年（958），皇帝的批示下来了，命令仍旧依照原来的规模行事。于是，尊敬的佛如同明亮的太阳一样再度普照大地，白云寺的辉煌就要到来了。皇帝颁诏的消息传出以后，能工巧匠不用召唤便从四面八方赶来（营造寺院），不到一年的时间，大殿、僧堂便凌空而起。可想而知，当时的热火朝天之场面和工匠们的生龙活虎之劲头，还真有点波澜壮阔。难怪那样大的工程在较短时间内即大功告成。
上文说过，北宋时期是五百罗汉信仰的鼎盛时期。白云寺修复后，即成为太行山中的大寺名刹，自然要考虑建造五百罗汉堂，塑五百罗汉金身之事。于是，到了太平兴国七年（982），高僧“彻上人”与居士马超，“同为道首共集资财”，“兴模范而熔铁，仗良工而铸造”。“其中尊则囗通教主，左右则文殊、普贤，列座则五百尊者，莫不熔金模范，各得其宜。粉饰丹青，咸竭其妙，似有神功而化出，殆非人力之所成。”马超是在家修行的人，大概是对塑五百罗汉像极为热心，也可能家里甚为有钱。若不然不可能和高僧彻一起作为首要负责人去“共集资财”。资财聚够，良工铸造，又是一番轰轰烈烈的场面。功成，中间安置释迦牟尼佛，两边分别是文殊、普贤菩萨，以下列座则是五百罗汉。从佛、菩萨到罗汉，其形象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粉饰彩绘，金碧辉煌，尊尊金像，各得其妙，好像不是人为塑出而是神仙造成，又可见其工程质量之高了。
从兴复寺院到塑造金像，两桩大事工程浩大，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完成这两项任务也确实不太容易。因此，碑文对高僧彻倍加赞颂：“非彻师道德之内充，曷感良缘之克就？”以至于金像塑造完毕。二十六年后，东京右街讲经论文章大德僧庆珍又撰文记载此事。而且在撰写之时，极为用力。“聚萤学寡，覆篑功亏”，只怕有小小的不慎而记载不完善；又深感自己才疏学浅，“惭无幼妇之辞”，惟恐因为自己的不才，“远辱弥天之命”，玷辱先时高僧的远大志向。“固一喜而一惧，实虽休而勿休”。文章写好，喜忧参半，喜的是“兴寺塑像”之事终于记载了下来；忧的是不知道记叙表达的准确不准确。虽然文章写完了，但事情却还没有结束啊！
碑刻于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通高2.98米，宽1.01米，厚0.29米。龙首，龟座。字体为行书。庆珍撰文，如京使紫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骑都尉东海郡开国侯食邑1700户曹翊额，讲经论僧清智书丹。
1963年，河南省人民政府把这里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