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康节苏门苦学成名儒——邵雍

少年立志

邵雍的先祖是河北范阳人。他的父亲迁家到衡漳，后来又迁到卫州共城。共城，就是今天的河南省辉县市。大宋祥符四年，就是公元1011年，邵雍在共城诞生。

邵雍的父亲邵古，性情简朴淳厚，而且极爱读书。对书的内容和道理，刨根问底，不到弄懂的地步决不停止。而且还喜欢研究文字方面的学问，曾著有《正字》、《正声》、《正音》等书三十余篇。他的这种淳厚品德和好学精神，给少年的邵雍留下了深刻印象。

共城西北五华里是苏门山百泉。苏门山上遍布着历代名人志士游览和隐居的遗迹。山巅的啸台，便是晋代著名的高士孙登当年隐居长啸处。

一天，幼年的邵雍和父亲同游苏门山。登上啸台后父亲邵古触景生情，追思古人，感叹不已。他对邵雍说：“你知道孙登的为人吗？他是我非常崇尚敬慕的人，咱们就在这里住下好了。”从此，全家便居住在苏门山下，结庐于百泉之上。

受其父亲影响，邵雍从小便养成了勤奋好学的习惯。虽然当时家境拮据，生活清贫，每日布衣蔬食，但邵雍从不叫苦，一方面躬耕打柴，以养父母；另一方面发奋读书，坚志苦学，立志成才。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渐渐感到仅靠读书还不能全面长进，于是便走出家门，周游黄河、汾水、淮河、汉水等地，考察齐、鲁、宋、郑之废墟，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归来之后，读书更加用功。渐渐地，远近乡里都知道邵雍尽孝好学。

共城县令李之才，是宋代初期著名的易学家，是华山道士、道教学者陈抟（tuán）老祖的三传弟子。他不仅做官，而且还专心学问。他当时非常担心他所掌握的学问后继无人。在他获悉邵雍好学上进的情况后，便亲自去见他。问他道：“你都读些什么书呀？”邵雍回答说：“都是些史籍、典籍一类的书，除此之外便没有别的什么书了。”李之才说：“我看你不是一个死读书的人，你想知道‘物理性命’的学问吗？”邵雍正愁无书可读，知识面不宽，一听李之才的问话，当即就高兴地拜倒在地，请求传授。李之才便把物理性命之学传给他，先示之以《陆淳春秋》，后授之《河图》、《洛书》、《伏羲八卦》和《六十四卦图像》。这样，从此之后邵雍便一心攻读物理性命之学了。

那么，什么是物理性命之学呢？

物理性命之学，实际上就是《周易》象数之学。它源于陈抟老祖提出的三类图式：一是先天太极图；二是龙图，即龙马负图。也就是河图、洛书，是河洛之学的前身；三是无极图。这三类图式的共同特点是讲《易经》阴阳变化的法则的，其特征是以图式来解《易》。三类图式是宋代易学哲学的先驱。它通过陈抟传种放，种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李之才传邵雍，经邵雍之手才发展成为日臻完善的“先天象数学”。

邵雍接受物理性命之学后，更加刻苦攻读，覃思刻励，夜以继日。领悟先天伏羲八卦和后天文王八卦之精髓，采阴阳之气，运日月大道，驰骋在《易经》的天地里，终于成为中国一代易学大师。

苦读研易

苏门山西侧的山坳中，四周皆山，森林茂密，环境深幽。人入其内，但觉万籁俱寂。偶而听得几声鸟叫，给人以浓厚的清静幽雅之感。这便是邵雍的居住读书之处。他从幼年起来到这里，一住就是20余年。

《易经·系辞上传》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就是说：君子处世，所以能心安理得，不躁不烦，是因为他能够效法《易经》的精神，效法《易经》内容的条理和次序；而君子所能够得到快乐，并且玩味欣赏的，便是《易经》中的爻辞了。邵雍根据这种“安”与“乐”的含义，将这居住读书之处称为“安乐窝”，并自号为“安乐先生”。

邵雍的另外一处居住读书之处名为“长生洞”。《老子》曰：“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就是说，天和地之所以能够永久性存在，是因为它生养万物，而不自私以养自己，所以能够长生。邵雍认为，自身应该像天地一样，遇到利益，把自身摆在后面；遇到危难，自己当置之度外，以其无私而成其私，使自己永久长生。鉴于此意，邵雍将这处居住之地称为“长生洞”。

邵雍“冬住安乐窝，夏住长生洞”，晨诵夜读，数九寒天顾不得生炉，三伏酷暑来不及举扇，一日只吃一顿饭，通宵读书不就席枕。如此20余年的精研极思，他的知识与日俱增。尤其是在易学象数派中自成一家，比汉代焦京《易》学、杨雄《太玄》更臻高明严密，以先天象数学闻名于世。在此期间，他先后写出了易学名著《皇极经世》、《梅花易数》、《铁板神数》、《河洛真数》等。

《皇极经世》十二卷，是邵雍根据《易经》的基本范畴和李之才的“物理性命之学”敷衍铺陈，而创制成的“象数学”。其书以“元”、“会”、“运”、“世”之数推天地运化之始终，推治乱兴衰之时节。“洞彻蕴奥，汪洋浩博”，在探索宇宙演化规律方面，作出了独特贡献。

据说，邵雍某日观看梅花，忽见两只麻雀因在梅花枝头争斗而坠地，便据此布卦设算，推知次日傍晚邻居中要有一少女因折花受惊坠地而伤其股。后来果然如此。这种预测方法被后人称之为“梅花易数”。邵雍便是根据这种“万物皆数”、“万物类象”的原理，综合《周易》卦辞之义，写出了传之后世影响至今的《梅花易数》。

《河洛真数》，其书所论本源于《河图》、《洛书》，故名《河洛真数》。其内容以《易》之卦，配合人之出生年、月、日、时，附会人事吉凶；《铁板神数》，采用《皇极经世》的计数方法进行占筮（shì）。两书的占筮之术正确与否有待研究，但其中的数理布局，计数思路却很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中国易学源远流长，而到了宋代的邵雍还能被称为易学大师，是因为他对易学有较大的贡献，而且有他的特点。那么，这种贡献和特点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这个问题还要从易学的发展中去找答案。大家知道，中国从夏朝开始就有易学，称之为《连山》；商朝易学称之为《归藏》；周朝的易学叫《周易》。现在，夏、商时的易学早已失传，只有《周易》流传了下来。《周易》在周朝当时，具有典型的宗教巫术特点。春秋战国时期，易学研究开始向哲学发展。汉代时出现了象数学。但汉代的象数学只是着重于对卦象和《周易》中的一些数字的研究。此后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玄学易”，隋唐时易学又和佛学、道学揉合在一起。这样，从汉代出现象数学到宋代，1000多年间，象数学没有多大的发展。直至北宋时，邵雍作《皇极经世》，建立了先天学，融合《周易》和道教思想，推演出一套全新的象数概念，制定了一套庞杂的象数学体系，用来推测自然和人事的变化、世界的形成与变化以及万物的本源等，并将其引入理学研究的范畴，进一步哲理化、数理化，才成为一门有神秘色彩而又为现在所运用的学问。这是邵雍对易学的贡献。其主要是以图式解《易》，并且认为这些图式是早于天地之先便存在，所以称为“先天图”、“先天象数学”。这是邵雍易学的特点。

奠基理学

邵雍在研究“先天象数学”，描绘出一幅神秘的宇宙生化图的同时，作为先行者，披荆斩棘，又将茫茫无穷之宇宙，在儒家经典的基础上，致力于现实人伦物理的探究，对宋明理学的伦理思想产生了极大影响。成为宋代理学的开端发引性人物和北宋“五子之一”。

邵雍认为，理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实现“内圣”的道路问题。“内圣”，就是说人的内心应该具备圣人之至德。而这种圣人，不是帝王将相，而是“上识天时，下尽地理，中尽物情，通照人事”的哲人。那么，如何实现“内圣”的道路呢？邵雍认为关键在于内心修养：“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尽之于心。”圣人之所以能够立于无过之地者，是因为他善于进行内心修养。这样，邵雍便为理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邵夫子祠堂内的一座亭子叫做“击壤亭”。“击壤”之名称与邵雍的理学思想有关。为什么叫做“击壤亭”呢？原来它是来源于古代的一个传说。相传在上古时代尧的时候，天下太平，百姓和睦，有一八十老人击壤而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力于我哉！”后来人们便把“击壤”作为太平盛世的象征。因为只有太平盛世人们才有心思击壤。那么“击壤”又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击壤是古代的一种游戏。是把一片像鞋子形状的木片侧放在地上，在离它三四十步远的地方：用另一块木片去投掷它，投中的就算得胜。那么，击壤与邵雍又有什么意思呢？原来，邵雍为当时的社会道德风尚每况愈下，心中感到很痛苦，便幻想把自己当作击壤老人，主张通过道德教化来移风易俗，变化民情。他的一部诗集，便取名为《击壤集》。根据邵雍的这种意愿，在为纪念邵雍而修建这座亭子取名的时候，便用了“击壤”这个名字。

邵雍认为当时的社会为善者少而为害者多，造危者众而持危者寡。民情虽劣，但只要教之、化之，民情则可改变，只是“命世之人”太少了，但邵雍对道德教化是寄予希望和充满信心的。同时，他又把这种希望寄予“命世之人”。什么样的人是“命世之人”？邵雍虽未明言，但从他的著作字里行间来看，像他这样的“击壤”志士，也许可算是其中之一吧。

邵雍在《皇极经世》中描绘出宇宙万物生化图。其中，人也处于万物之列。但人又毕竟不同于万物，而秀于万物。因为物有“声色气味”，而人有“耳目口鼻”，耳能收万物之声；目能收万物之色；口能收万物之味；鼻能收万物之气。所以人为万物之灵，又是天地之道的体现。因此人的立身处世，言谈举止都必须遵循天地之道，亦即必须遵循天理。天下万事万物，都有天理存在其间。若能遵循天理，则不但能滋润身心性命，而且能得到体现天理的真正快乐。

邵雍在《渔樵问对》这部书里，借渔翁和樵夫的问答对话来谈天地自然，阐明“义利”之道理。书的开篇这样写道：

一个渔翁在河边钓鱼，一个樵夫走了过来，问道：'你在干啥呀？”渔翁回答说：“钓鱼。”樵夫又问：“鱼是不是用钓鱼钩就可以钓出来呢？”渔翁答：“是的。”樵夫又问：“钓鱼钩上如果没有鱼饵行不行呢？”渔翁说：“不行。”樵夫便感叹起来：“原来鱼上钩不是在钩而主要是在鱼饵。鱼，就为了那一点点的鱼饵，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就搭上去了。而有些人，也和鱼一样，为了贪图一点点利益，就把自己的整个前途给毁了。”（大意）

邵雍认为：大凡治世、盛世，则人必尚义；天下将乱将衰，则人必尚利。尚义则谦让之风行，尚利则攘夺之风盛。当然，尚义不是说不可得利，而是看以何种手段去谋利。在《渔樵问对》中，邵雍借渔翁和樵夫之口，以问答形式对“义利”作了一番生动的评述。他的这种“贵义贱利”思想，对宋明理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后世的理学家曾就这种思想反复进行论辩。

课徒传道

百泉湖东岸原有太极书院。当年邵雍一边读书，一边于其中讲学，意在讲明太极之理。后来又开儒家哲学新派——理学。因书院位于百泉之上，百泉古时候亦称百源，因此，邵雍又被称为“百源先生”，他的学派被称为“百源学派”。邵雍被公认为“百源学派”的创始人。

邵雍在书院除了自身刻苦攻读外，还广招门生，传经讲道。慕邵雍之名望，当时的学人周敦颐及弟子程颢（hào）、程颐两兄弟与邵雍关系极为密切，常常同游苏门，一同讲学布道。从而使太极书院名振中原，四方学者纷纷慕名前往百泉访问。受这种学风之影响，百泉从宋代到清代，曾数度成为中原地区理学研究核心。

邵雍的教育主张，散存于《皇极经世》、《击壤集》和《渔樵问对》中，其中尤以《皇极经世》中的《观物外篇》为最多。

邵雍很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他认为实现理想社会的途径是教育。在论及人性和教育的关系时，认为人的善恶和本领既受先天遗传的影响，又可由后天的勤学而改变。邵雍明确指出教育的目的在于“正人论”，并提出“润身为本”、“学以人事为大”、“以道经世”等具体的多层次的教育措施。

在如何获得知识的认识上，邵雍认为知识的获得经历着“耳闻”、“目见”、“经身”、“用心”这样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以获得真正的知识。

在教育内容上，邵雍一方面注意学术性极强的专业教育，即“先天之学”，另一方面还注意广泛涉及自然科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避开了儒家传统教育轻视自然科学的致命弱点。

在教学与学习的方法上，邵雍提出了“至诚”、我”、“量力”、“勿满”、“善择”、“求源”等丰富内容。

邵雍在书院讲学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家庭教育。他的儿子邵伯温一出生，他便意识到了做父亲应负的教育责任。他说：“我本行年四十五。生男方知为人父，鞠（jū）育教诲诚在我，寿天贤愚系于汝。”随后不断教育儿子要“明善恶”、“通知行”、“改过错”、“思贤能”。

文学风格

邵雍在读书讲学之余，因闲观时，因静照物，因时起志，因物寓言，因志发咏，因言成诗。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写诗二十余卷，题名《击壤集》。其诗夹杂儒学，多涉理路。诗风源宗白居易，以平实坦易为主，意在觉醒世民。晚年之诗更不拘泥于文字，自抒胸臆，脱然于诗法之外。推动了当时诗文革新运动的开展，有着极高的文学价值，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例如《安乐窝》：

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

拥衾（qīn）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

这首小诗，温淳平和，写来看似毫不费力，实却自然天成。通首一气贯下，而觉余味隽永。难怪司马光见后爱不释手，请人写于纸帘上，玩味观赏。

邵雍60岁那年，自觉度过了60年的太平岁月，亲眼见了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四朝的盛世，而且自身筋体康健，兴奋之至，挥笔为诗《插花吟》：

头上插花照酒卮（zhī），酒卮中有好花枝。

身经两世太平日，眼见四朝全盛时。

况复筋骸粗康健，那堪时节正芳菲。

酒涵花影红光溜，争忍花前不醉归。

此诗表现出邵雍的世俗情怀。它纯用口语、顺口妥溜，吸收了民歌俚曲的因素，又略带打油诗的意味，具有浓厚的幽默感和趣味性，让人读了还真觉得有那种击壤而歌的味道。

晚年的邵雍，其诗不再以文字为长，想说的话都袒露胸怀，直爽地说出来。比如《逍遥吟》：

茅屋任意自逍遥，

山径崎岖宾客少。

看的是无名花和草，

听的是牧野禽声叫。

喜的是青山隐隐，

乐的是绿水滔滔。

春花开得早。

夏蝉枝头闹。

黄叶飘飘秋来了，白雪纷纷冬又到。

唉！叹人生易老，

总不如盖一所安乐窝，

自在逍遥。

上悬着琴棋书画，

下坠着渔读耕樵。

闲了把琴敲，

闷了河边钓。

吃一杯杜康酒乐陶陶，

这滋味谁能知晓？

风范永存

邵雍作为一代儒学大师，不仅注重学术思想的探究，而且还极为注重个人道德品质的修养。他的立身、行事、为人，成为后世人们的榜样。

邵夫子祠堂处原有桃树与竹子，面积有数亩之大。据《邵氏宗谱》记载，为邵雍亲手所植。为什么呢？因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xī）”，桃子李子虽好吃，但从不自己炫耀，吃桃李的人把树底下都走成了路。桃花鲜艳可爱，而又不尚虚声。桃树成了美好的象征。陶渊明的一篇《桃花源记》倾倒了天下多少人；而竹子的“未曾出土先有节，纵然凌云也虚心”的高风亮节，又成为历代文人的自喻。邵雍崇尚这两种品德，便在此栽植了桃树与竹子，以作为理想的寄托，成为著名的“桃竹园”。

周敦颐、程颢、程颐对邵雍推崇备至，他们称道邵雍的学术道路、立身行事和为人，“阔步长趋、凌高历空，探幽索隐，曲畅旁通”，堪称儒者典范。

作为博古通今的学者，邵雍不仅受到同样是学者出身的失意大官僚富弼、司马光等人的尊重，而且由于邵雍终身不仕，更多地接近民间，因此又深受广大民众的爱戴。据史书记载，邵雍出门时，常“乘一小车，一人挽之，惟意所适”。所到之处，争相迎候。无论是童孺厮隶，还是父老乡亲，都高兴地称呼：“吾家先生来也。”更有好事者，模仿邵雍安乐窝的样式在各地造屋，以等候邵雍到来后居住，称之为“行窝”。

大清乾隆十五年（1750），乾隆皇帝幸临百泉，游览了安乐窝后，对邵雍的治学精神极为感动，不仅写下了赞颂邵雍的诗句，而且还令随从将安乐窝的建筑布局临摹下来，回京后，北依万寿山南临昆明湖，原模原样地修建在颐和园长廊秋水亭的北边，赐名“邵窝殿”。现今悬挂在门上的匾额，乃为慈禧皇太后所书。

士大夫过往此地，不到官府者有之，而必到安乐窝中拜访于他。他与人相处，不论贵贱少长，均一接以诚。与人共事，总是燕笑终日，随和平易。与人言谈，常常是乐道其善而隐其恶，有求学问者，有问必答，但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贤明的人折服他的德行，一般人受到他的教育也心悦诚服。人们都互相劝诚说：“可不要做不善的事。如果做不善的事，恐怕邵先生知道。”一时，他的周围人才荟萃，忠厚之风天下闻名。

邵雍为人的坦诚浑厚，高尚的道德行为，后人给予极高评价。《宋史》评价他是“高明英迈，迴（dòng）出千古”、“清而不激，和而不流”。程颢感叹他的学说是“内圣外王之学”。

邵夫子祠堂，是明代成化六年（1470）辉县知县张锦为纪念邵雍所建。祠堂原址建在安乐窝内，后来为了瞻仰邵雍方便，便于清道光八年（1828）将祠堂移建在百泉湖西岸，门首匾额为按察使麟庆所题。祠堂坐西朝东，由大门、两陪房、两厢房、击壤亭、大殿组成。

击壤亭的柱子上有三幅对联。第一幅就是前边两柱子上的那幅。上联是“河出图，洛出书，观象玩占，明乎理亦达乎数”；下联是“冬不炉，夏不扇，覃思刻励，经其地如见其人”。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先看上联，上联中的“河出图，洛出书”是古代对河图洛书起源的传说。说是伏羲时代黄河中有一龙马，龙马背上有一张图叫做“河图”；夏禹时代，洛水中有一神龟，神龟背上驮着一部书，叫做“洛书”。“河图洛书”是中国易学关于八卦来源的传说，因此《周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上联借用这个传说来点明邵雍终生研究的学术内容是《易经》。邵雍根据“河图洛书”来观察天地万物之象。占卜玩味其中的规律与道理，明白懂得了以理为基本概念的新儒学，透彻通达了以阴阳五行生克制化之理，推测人事吉凶的象数学。下联的意思是赞扬邵雍的治学精神的，是说邵雍为了读书，冬天顾不得生炉子，夏天来不及举扇子，深深的思索，深深的考虑，刻苦勤勉，琢磨推敲。这种学习精神，使得我们每每经过邵雍读书学习的地方，就如同见到邵雍其人一样。

中间两柱上的对联是：“精义入神，著《皇极经世》六十卷；同声相应，有夏峰继轨五百年”。上联的“精义入神”，也是《周易·系辞》中的话，它的意思是，“精义”，是精微的道理。“入”，达到。“神”，是寂然不动，即随心所欲的神妙境界。全句的意思是：邵雍研究的精密理论，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因而写出了六十卷的举世名著《皇级经世》。下联的“同声相应”，出自《易·乾卦·文言传》，意思是天下万事万物之间相互感应，相同的声调产生应和，相同的气息产生吸引。因此，和邵雍相隔五百年之久的明末清初的中国三大儒之一的孙夏峰，宗邵雍之衣钵，继邵雍之轨道，和邵雍同声相应，相继成为著名的一代学者。

这两幅对联都是辉县县令康曾定所题。可惜的是，中间两柱上的对联下半部分不知何时被毁，使我们不能观瞻它的全貌，实是遗憾。

第三幅对联是后边柱子上的那幅。上联是“理数演苏门，高节真同清白水”；下联是“春阳回黍谷，举世皆登安乐窝”。上联的“理数”，是指理学与象数学，“演”，是演绎、研究学习的意思。邵雍的高风亮节，就像那百泉泉水一样清而纯洁。下联的“春阳回黍谷”是一个典故：据《太平御览》记载，战国时代齐国著名的阴阳家邹衍曾居住在燕谷山的寒谷里，这个地方就在现在的北京市密云县西南。这个寒谷非常美丽，但是却没有阳光，非常寒冷，不能生长五谷庄稼。但自从邹衍住到这里以后，每日吹奏律管，律管就是管乐器，律为阳声，传说可以使大地温暖。因此，寒谷内的大地因邹衍每日吹奏律管而渐渐温暖，以至于生长出黍子来。根据这种情况，“寒谷”就又被称为“黍谷”了。这里把邵雍比做邹衍，安乐窝比做黍谷，春天的阳光回到了安乐窝，使得举世之人，纷纷前往安乐窝而来，或者学习，或者游览，或者凭吊，或者瞻拜。

击壤亭内还悬挂有两块木匾，右边这块“驾风鞭霆”是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所书。意思是说邵雍的治学精神就好像是驾着风赶着雷一样勇往直前。这本是中国理学之集大成者，南宋时期的朱熹赞扬邵雍的话，徐世昌借此来表达自己对邵雍的崇拜。左边这块“秘启苞符”，是当时全国管理河道的最高长官总河觉罗成孚所题。“苞符”是印度梵文音译，意思是指《易经》。是说邵雍在这里启开了神秘《易经》的大门。总而言之，都是对邵雍的赞美之辞。“驾风鞭霆”、“秘启苞符”、“河出图、洛出书，观象玩占，明乎理亦达乎数；冬不炉，夏不扇，覃思刻励，经其地如见其人。”“理数演苏门，高节真同清白水；春阳回黍谷，举世皆登安乐窝。”是后人对邵雍的真诚评价。

由于邵雍在学术和教育上的影响，他被朝廷封赠为秘书省校书郎。熙宁十年，邵雍病死于洛阳，终年67岁。元祐年间，皇帝谥其为“康节”。“康节”之意是：温良好善曰“康”；能固所守曰“节”。绍兴八年，诏称其“道德学术为万世师”。咸淳初年，从祀于孔子庙庭，追封为新安伯。明嘉靖中，祀称为先儒邵子。

在中国文化史上，邵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的道德学问，堪称万世师表。而孕育邵雍成长的百泉，至今依然英姿勃发，光彩照人。邵雍虽然逝去900多年，但他的形象仍和百泉一样，在人们的心目中树起了一块永不泯灭的丰碑。